否定或怀疑人为活动导致气候变化以及气候变化会给人类社会造成灾难性影响的说法，一般称为“气候怀疑论”。气候怀疑论给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但也要更加客观公正地看待其合理的一面。也只有基于这种综合考量开展气候传播，才能限制其负面影响。

当地时间2022年2月(上)和2024年2月(下)，显示了气候变化对南极的影响。

气候怀疑论在中国不显著

应该说，在中国的公共空间，气候怀疑论并不显著。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的James Painter（本身也是一位资深环境记者）在201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英美媒体上，气候变化否定论或气候怀疑主义的说法格外泛滥。但与此同时，尽管作为碳排放世界第一的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承受了巨大的国际压力，气候怀疑论在中国媒体上却非常罕见。

在中国，知名的气候怀疑论者非常少，个别明确发表自己观点的学者，其声音往往也难以被媒体传播。而笔者在2022年进行的两次全国性调研则表明，明确不认可气候变化及其严重影响的科学结论的公众数量通常不到20%（因为有关气候怀疑的问法不同，数值存在波动）。

但与此同时，中国公共空间中气候怀疑的声音很弱，也可能表明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并不关注。因为在不那么相信气候怀疑说法的同时，公众普遍对网上气候变化议题的浏览量很低，从我们的访谈与问卷调研中发现，他们之中还存在大量有关气候变化的认识误区，最典型的是混淆天气与气候，但与此同时仍然高度认可气候变化科学结论。这不排除是因为认可气候变化是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的原因。也因而，我们说中国公共空间中气候怀疑论并不彰显，也可能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议题、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立场有关。

无论如何，中国的案例说明，气候怀疑论的存在、传播与表现，并不仅仅是个人认知的问题，不是单纯靠提升科学与环境素质就可以解决的。何况，如果大部分公众本能地对气候变化议题不感兴趣，也不可能强迫他们提升科学与环境素质。

看待气候怀疑论的合理性

按照国际学者的研究，气候怀疑论大概分成了质疑人为因素造成气候变化，质疑气候变化是否有那么大灾难性影响，怀疑科学共同体编造气候变化或气候变化体现了环保主义者的阴谋，以及虽然同意人为气候变化但不认为对此有什么办法这几大类。

无论哪一种，对于普通人而言，怀疑论的基础首先是长阶段的气候变暖趋势经常会与我们对天气的即时感受不相符。这里还有一点需要澄清，其实很多人都会说现在天气越来越暖了，但在气候变化议题席卷了主流媒体和传播渠道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更加关注作为反常气候出现的极冷气象，并因而会产生对气候变化的怀疑。

所以从普通人的角度，有一点气候怀疑论无可厚非，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会去跟踪长时段的气候数据，也不会用气温均值来替代自身对气候的感受。

然而，另一类出现于学者中的气候怀疑论，则直接联系上了气候科学家的可信性问题。基于始于1980年代的强调科学结论的社会建构属性的思潮，部分研究科技哲学、科技史的学者尤其会认为，现在以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为代表的主流科学界得出的人类活动导致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的结论，也是一种压制了异端声音的社会建构，这些被压制的异端声音包括认为气候变暖是水蒸气而不是温室气体造成的，或者认为工业革命前温度不可知，因此说人类工业活动导致的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变暖的结论不可靠，或者认为气候究竟是否在未来变暖，本质上是不可知的。当然，基于不可否认的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属性，建构说的学者们也可以声称，在强大的政治压力的情况下，科学家不可能得出完全客观的气候结论。

严格地来讲，虽然这一类气候怀疑论者引述的每一条“证据”都被科学家驳斥过，但这种质疑在本质上无可反驳，正像说任何科学结论都可能是政治或经济压力的产物一样，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科学不会受到政治或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任何主流科学结论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都需要经过主流科学家反复探讨形成共识，但谁也不能“证明”，这种形成共识的过程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然而，自现代科学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起，我们已经确定了如此之多的主流科学家形成共识的科学结论，难道这些已经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甚至是维系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都是被编造出来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对气候变化这一科学结论的认可，首先在于我们认可科学，认可科学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手段。当我们承认科学，那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没有哪种其它科学结论像气候变化一样，获得了如此广泛如此众多的科学界支持。

认为气候变化结论是政治阴谋产物的国人的另一种常见的说法是，这是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产物。但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力量，同时也是受益国之一，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所占全球williamhill中国版份额领先。如果认为气候变化就是西方人为了压制中国发展而发明的，那么现在西方人应该不再提倡气候变化才对。然而事实上，包括西方科学家在内的广大科学家们仍在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明气候变化及其灾难后果的证据，西方各国政府也仍然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虽然反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民粹政客越来越多，也出现了特朗普那样声称气候变化是中国人发明的阴谋的人，但民粹政客们即便上台，即便在经济政策上逆转其所在国家变绿的努力，但他们也从来没有导致像IPCC或者其国内的科学机构（包括隶属于政府的科学机构，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改口否定气候变化。所以说，用阴谋论、政治压力或主流传统来否定或怀疑气候变化，是难以成立的。

看待气候怀疑论的恰当视角

2022年10月去世的著名法国哲学家、科技与社会研究者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2022）是上述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说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代表着欧陆思想传统（通常还是强调一个体系），瓦解了科学家构造科学知识的中心地位。但在晚年，拉图尔表示非常后悔自己的理论被气候怀疑论者拿来质疑主流气候科学结论。

当地时间2021年2月3日，法国巴黎，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

科学知识社会建构说的另一位始作俑者英国社会学家柯林斯（Harry Collins）则代表着英国根深蒂固的怀疑论思想。他的引力波科学探索具有社会建构性质的说法同样导致了对科学的怀疑。他曾经在引力波探测项目1980年代伊始就长期在这一领域开展田野研究，并发现在当年谁也找不到引力波的情况下，很多当时的结论（涉及到引力波探测工程的发展方向等重要方面）确实是主流科学家们商量着来的。然而在2016年引力波终于在历经30多年的探索被发现后，柯林斯断然否定了科学家作假的可能性。但有趣的是，柯林斯并不能“证明”声称探索到引力波的科学家们没有作假，而是用了“看起来不可能是假的”这样的表述。

此文不打算在哲学层面上展开对科学怀疑论的讨论，但柯林斯“看起来不可能是假的”的表述，其实对我们看待对科学的质疑很有启发，那就是主流科学家达成共识本身，恰恰就是我们相信这些共识的最主要理由，特别是这样的共识是经过长期系统努力，不间断的观测以及不断的完善，获得了越来越一致的结论的情况下（对比历次IPCC报告的决策者摘要部分的用词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因此，我们看待科学怀疑论的最恰当视角，就是遵循主流科学结论，并努力培养自己能鉴别出哪些是主流科学结论，哪些只是山寨科学结论的能力。我们可以承认气候怀疑论具有其合理性，但如果我们要认真做出审慎的判断，并且要依据这些判断来指导我们的行为，那我们只能选择相信主流科学家群体，相信这个群体经过反复探究和长期验证的结论。

同样，我们可以接受气候变化经常与体感不符的现实，但我们必须强调，不仅气候变化，而且很多科学结论都可能与体感不符。基于体感嘴里随便说一说无可厚非，但要形成一种公共话语，那个体体感就不算数了。我们就需要像主流科学家那样，依据长时段、广泛区域的数据，用符合逻辑的方式来得出结论。与此同时，气候传播也要有力而生动地把极端天气事件及其频率以及长时段平均气温等信息融入到有关气候和低碳的公共话语中。

我们也相信，政治可能会干涉科学共同体的运作，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拒绝科学共同体得出的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各种结论，除非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种干涉已经导致了科学结论被扭曲。

上面所列举的这几条，既是我们自己应该努力做到的，也应该成为我们引导公众的主要思路。比起对所有（气候）怀疑论直接禁言，这么做当然要麻烦得多。但应对气候变化，本来就是一件繁琐漫长的工作，麻烦多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